從我國重大勞資爭議案談勞動法的時代意義

作者/科法所 2016級 碩班 廖煜堯

本次學生所參與的勞動法講座為《從我國重大勞資爭議案談勞動法的時代意義》,講者係受邱羽凡老師邀請的劉冠廷律師,此為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羽凡老師開設之「勞動法理論與實務」所安排之勞動人權講座系列的第一場演講。本次學生所參與的勞動法講座為《從我國重大勞資爭議案談勞動法的時代意義》,講者係受邱羽凡老師邀請的劉冠廷律師,此為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羽凡老師開設之「勞動法理論與實務」所安排之勞動人權講座系列的第一場演講。

劉律師在本次講座中,暢談勞動法適用爭議與相關原理原則在其執業生涯所帶來的經驗以及啟發,從劉律師發言的過程,可發現執業律師仍能保有淑世的熱情,被法條所保障的各種權益並無法主動發聲,還是必須逐一地仰賴以法律人自居的我們認事用法,進而獲得被賦予生命與進化的可能。

講座開始,劉律師引導在場聽眾思考,民法與勞動法之間的差異為何?民法中有許多任意規定,事實上,在法律學習的過程中,我們對於契約締結的想像也是建立在雙方當事人具有相互合意的基礎之上,而不論勞動契約之真實內容為何,總不逸脫於債法各論所明列之僱傭、承攬與委任等三種關係;然而,契約之締結隨時代變化,合意的內涵也不再如同往昔:我們可以發現資方在議約時有能力聘請各類法律顧問,斤斤計較對於為企業付出幾近半輩子的勞工可享有之福利,而勞工只能孤身簽立不一定看得懂的賣身契約,靜候如同機械折舊般被淘汰的日子。為了避免勞方與資方在締結勞動契約時,因雙方議約能力高低之落差,而造成一方應有的權利不當退縮,此時勞動法中所設有之強制規定,將可發揮保護勞方的作用。舉例而言,在契約內容取決於雙方合意的想像之中,最低服務年限應是可約定之內容,但為避免勞工在實際進入公司服務後,發現工作條件惡劣卻反悔無門,故勞動法對於最低服務年限則有「正當性」的要求。     

事實上,勞動法所蘊含對勞方權益保護的規範,也能成為律師在訴訟主張上可以採取的策略。劉律師舉例其接觸的案子中,曾有工地保全因行經的計程車被工地砂石車遮蔽視線,超速不成而慘遭撞擊致死,在欠缺勞動法觀念的情況下,我們直覺所及,是計程車司機應對其過失負起損害賠償責任,但回顧勞動法領域相關之規範,我們不妨跳脫對於事實結果直觀的思考,而嘗試回顧在該案中身負勞動職責的保全,終至生命的盡頭,當真已獲得了其應享有的權益保護嗎?申言之,工地對於勞動者是否有善盡安全規劃?保全公司又是否設有因應事故的相關保險?或許將被告範圍擴大,主張共同侵權是擴張獲償可能性的方法,但具體而言,我們應該追問的是:在一件憾事開始與結束的過程裡,當中的每一個人是否都已克盡職守,負起對他人的義務?      劉律師接著與我們分享關廠工人案、國道收費員案與其參與的華航罷工案等。在關廠工人案中,勞工面對公司惡性倒閉,原應存有退休準備金的帳戶卻空無一物而苦無對策,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以借貸契約為名,發錢給誤以為政府係代付退休金的勞方,並在多年以後要求勞方返還契約約定之借貸金額。學生曾看過關於勞工運動者—曾茂興先生的紀錄片《社長不見了》,該影片詳實紀錄了關廠工人事件中,政府在面對勞資爭議時,對於孱弱無力的勞方所展現的推諉態度。承前所述,隨著時代變化,勞資雙方在締結契約的能力上更顯落差,政府即便不以優先保障弱勢的態度自居,起碼退一步回到中立的位置,也應考量是否能協助調和這種權益不對等的關係,然而無論是關廠工人案,或是國道收費員案,我們都能發現政府對於勞工權益的維護並不積極,甚至恐有資方打手之譏,可謂政府失能。     

在政府失能的情況下,還好華航罷工案帶來了勞工團結的曙光。罷工本係勞方用以對抗資方的正當手段,然而在社會氛圍傾斜與報章雜誌的刻意渲染下,罷工對於經濟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掩蓋了勞工自救的呼聲。在這一次華航罷工事件中,我們可以發現與其要求政府為勞工發聲,真正能迫使資方正視勞方需求的,還是必須仰賴勞方彼此團結,而對於經濟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本就是迫使資方面對勞方需求的武器,怎能倒果為因,以其恐怕之不利而將罷工手段束之高閣?      綜合上述,契約合意的內涵已不同於往昔,在勞資關係之間,無論勞方、資方或是政府,都有各自應盡之義務,然而勞工權益的貫徹,若僅是請託政府行動,從歷史經驗看來,實在難有成就。或許我們可以嘗試如此理解:由於勞資關係的不對等,造成契約內容向資方不當傾斜,此時,勞方之間的團結可以協助墊高彼此的位置、壯大聲勢,而不再落於僱傭之間陳舊的上下關係。勞工的團結權,法有明文,在行使團結權時於法有據,而唯有真切的行動才能緊握形象曖昧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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