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參訪】參加美國AALS2014年紐約年會心得

作者/科法所 陳鋕雄 老師

2014年1月,我有幸成為第一位受邀在美國AALS(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s)發表介紹台灣法學教育的台灣人,藉此文向大家說明AALS此組織的重要性,期盼有更多台灣學者瞭解此種組織對法學教育的意義。

AALS是美國法學教育蓬勃發展的推動者

許多人對美國法學教育特色的印象,是集中在學士後教育、蘇格拉底案例教學法、實務技能(practical skill)與實習課程(clinical education)、高學費等等。但如同我在演說中所指出的,這些特色不過是美國法學院在歷史上為因應當時面臨的環境困境,而發展出來的解決之道而已。美國法學教育與其他國家最大的差別,在於法學院治理(law school governance)。而AALS的存在,對於健全美國法學院治理,扮演關鍵性角色,這才是美國法學教育榮景的祕訣。

哈佛法學院院長Christopher Landell在十九世紀末發明蘇格拉底案例教學法時,美國大部分執業律師(包括美國最著名的總統之一林肯)並沒有接受過法學院正規教育,而多半是透過擔任律師事務所學徒或自學的方式,取得成為律師所需的知識。可想而知,這種方式所產生的律師之素質極不整齊,良莠差距甚大。1900年32個美國法學院共同成立AALS,其目的在透過法學教育的提昇,促進法律專業(legal profession)的整體向上。在長期的努力下,法學院的正式教育,逐漸成為取得律師資格的前提條件。另外在二十世紀初期,由於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榮景,使美國存在許多規模小的法學院,大量以兼任教師充實師資,未能提供穩定的教學環境。AALS透過與ABA(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努力,建立一個由ABA來對法學院進行認證(accreditation)制度,而許多州都規定唯有取得此種認證的學校,其校友才具有參加州律師考試的資格。在此制度下,許多無法取得認證的法學院紛紛解散,法學院的泡沫現象才逐漸消失。除了ABA的認證外,AALS自身對於能成為會員資格的法學院也設有一些條件,但重點比較不是放在課程設計等跟訓練律師有關的條件,而是一些例如法學院治理(law school governance)、重視學術、不歧視政策、成員背景多元化等條件。

AALS的第二個重要意義,是使全美的法律學者成為一個專業(profession)。雖然AALS的會員單位是法學院,但法學院的各成員均可參加其各種活動。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如今的AALS有176個會員法學院,其發言可代表超過一萬名的法律學者、法學院行政主管(deans & senior administrators)、法學院圖書館館員(law librarians)等。每年AALS舉行教師聘任年會(Faculty Recruitment Conference),讓所有想在法學院擔任教職者,以及想聘任新教師的法學院,有共通的平台可以促成聘任。對於已進入教職的學者,AALS也提供許多經驗分享及傳承活動,協助教師熟習各種教學方法、如何經營學術事業等等。以這二年來的年會為例,就提供了密集的法律實證研究(empirical study)工作坊,協助有意的學者瞭解法實證研究方法。

AALS每年一月初舉辦的全國年會,是該組織最大的盛事,每次均有超過三千五百名以上的學者及法學院主管參加。許多平常只能在教科書上看到的作者,要花重金才能請到國內的重量級學者,均可在此年會中「一網打盡」。本年會的各場次活動,簡要而言可分為三類,一類是以跟行政主管有關的座談,例如如何募款、如何經營組織、法學院目前面臨的學生就業難題、各校紛紛成立的LL.M.及S.J.D.課程狀況等等;一類是跟教學方法有關,例如如何教導學生撰寫法律文書、對在職專班學生(part-time students)要如何輔導、學生在校期間課業壓力與身心調適問題、如何協助成績落後的學生趕上課程(academic support)等等;第三類是學術性,主要是跟各種學會協同舉行,例如憲法、環境法、勞工法、生醫法、財經法、稅法、法律倫理等等,均有相關座談舉行。通常一天大約有五、六個場次,每場次同時有大約十幾個panel同時進行,足以滿足不同興趣者的各種需要。

我國法學教育改革背景與日、韓之差異

本次我受邀參加的場次,主題為東亞法學教育,國家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及台灣。除了我之外,其他三位都是目前任職於美國法學院的東亞法學者。四位講者都在最近幾年內,曾於美國期刊發表對此四國法學教育的文章。我的發表除了以2012年發表在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的文章,以及2014年一月收集在Legal Education in Asia專書的文章為基礎外,另外加上一項新觀察,就是美國與台灣在法學院治理架構上的重大差異。

21世紀第一個十年,亞洲地區法學教育最重大事件,就是日、韓的法學教育改革。許多人問:為何台灣沒有採取類似的改革?2005年至2007年期間,台灣試圖推動類似的改革,以失敗收場。論者認為,這是由於推出的時間過於急促,且受到法學界的一致反對所致。但是,其實日本和韓國的修法內容均已可輕易取得,並不會因為時間倉促而無法作出跟日、韓一樣詳細的改革方案。而且在日、韓的改革中,也出現過法學界大舉反彈的現象,為何日、韓改了,而台灣沒變?我則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出一些結構性的比較,來解釋這次改革未成的原因。

首先,我國司法考試分成司法官與律師兩種,且律師考試通過者只要受一個月的集中訓練,是我國律師考試錄取率長期以來遠超過日、韓舊制(錄取率大約只有2-3%)3倍以上的主因。律師不與檢察官和法官一起受訓,雖然使律師的社會地位較差,卻也因為國家不用投入較多的訓練資源,而使律師考試的錄取率可以輕易增加。以人口比例來算,韓國的人口是台灣的兩倍,新制下韓國每年錄取約2000-2500人,跟台灣目前每年錄取近千人差不多。日本的人口是台灣的五倍,新制下每年錄取2000人(其中含未來任職法官及檢察官者),其實數量上還不如台灣目前的近千人。亦即,我國律師考試只有「質」的問題,沒有錄取率「量」的問題,這是跟日、韓改革背景最大的差異。

其次,日、韓在2000年以前就倡議建立美國式的學士後專業法律學院。而其時日本已經歷泡沫經濟結束後長期的經濟不振,韓國更因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受到重傷。法學教育改革,是這兩國重大改革計畫中的一環。對日本而言,由於經濟衰退導至終身僱佣制的瓦解,勞資糾紛劇增,社會結構改變,使傳統避訟的日本人變得比較好訟,因此對律師需求大增。而日本許多國際知名品牌公司,在各種涉外案件中吃了大虧,產業界也認為有必要提昇律師素質。因此日本的法學教育改革,是整個國家司法大改革的重要一環。在韓國,當時面臨的是要舉全國之力,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家企業,並且要跟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ment),開放服務業市場促進競爭(日、韓均開放外國律師事務所聘用本國律師),因此必須提昇自己國家法學教育的體質,才能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律師業。相形之下,台灣在2007年以前,受與中國作經濟分工之賜,整體而言雖未有大幅進步,卻也無顯著的財政危機。因此當時在台灣所推行的改革,並沒有太多產業界力量的支持,主要是法界內部的力量在主導,而且跟司法改革之間也沒什麼連繫,基本上是個孤立的事件。一來勢力本就單薄,二來所想推動的改革幅度又太大,兩者相形之下,成功機會本來就很渺茫。

第三,日、韓、台改革過程中,雖均有總統或副總統層級的政治領導者主導,但台灣的最大差異,在於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台灣是處於「法律人治國」(A Nation Under Lawyers)的年代。這十年間的台灣,總統都是法律人,而副總統、行政院院長、首都市長等政治高層,也常常是法律人。這正有如美國近二十年來的總統,無論出身哈佛或耶魯,均是法律人出身一樣。在所有亞洲國家中,只有台灣出現過這種現象。對2005-2007年當時的台灣法學界領導人們而言,當時法律是高中畢業生選填人文社會類的第一志願,許多大學生選修法律作為輔系或雙學位,且政治領域的最高層均為法律人。從任何角度看來,指稱當時的法學教育制度「有重大缺陷,需重新打造」,與法學界現實面的盛況毋寧有重大反差。

雖然有上述原因,但我預測若台灣未來打算進一步國際化、開放市場,那麼進行一波法學教育改革是難以避免的。因為在全球化貿易中,不能依靠「理」和「情」,只能靠「法」來約束不同主體之間的關係,因此律師的角色將與日俱增。許多大型生技公司的CEO均為律師出身,就是因為此領域的法律多如牛毛,稍一不慎就可能影響公司重大利益,因此法律的需求很高。不過,改革是否純以美國為典範,卻也未必。在2008年以前,美國法學教育體系的確是全世界最成功的體系。不僅吸引了大量優秀人才投入法律學術與實務界,而且資金充裕,運作效率高。全球金融風暴之後,美國律師業不僅經濟基盤縮小,而且因IT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普及,產生新型態的律師業務組織,衝擊傳統以大型律師事務所為主的經營模式。當律師失業率上升時,美國法學院賴以維持的高學費政策也受到挑戰。我國若要進行法學教育改革,不能純粹模仿美、日、韓學制的外觀,而必須從內部結構、外圍組織(如AALS之類)等等多方觀察,去蕪存菁,以設計出最適合我國需求的制度。

(Visited 17 times, 1 visits today)